我个人从事大学教职将近30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直接或间接与通识教育有关连。我毕业于第一个在台湾实施通识教育的大学——东海大学(1955年建校)，1964年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进研究所。1972年开始到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CUNY)任教，80年代初有机会参与“通识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的制定，并担任亚、非、拉区域研究协调人(Coordinator forArea Studies)。这些年来，我从通识教育的受教者变成施教者，透过两个不同角色的经验，使我体会到通识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东海大学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出资在台中大度山上购买了140公顷的校地，由贝律铭设计，于1955年创立的。在筹备之初，“联董会”即费尽心思构想要建立一所具有创意的大学。从当时筹划的核心人物芳·卫廉博士(Dr。WilliamFenn)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心目中的蓝图是要建立一个切合台湾本土需要的大学，目的在于训练手脑并用、中西贯通、愿意服务人群的青年。
当时的构想是仿效美国小型大学(small college)的规模与“博雅教育”的理念，实行“通才教育”与“劳作制度”。前者是为建立学生广博的知识与融通的能力；后者是为打破传统士大夫好逸恶劳的习性，养成人格平等、贵贱不分的处人处事态度。另外，为了帮助家境清寒的学生减轻私校偏高的学费负担，设有“工读制度”。当时在台湾是一个创举。第一任校长曾约农先生特别阐释其意义：“东海大学之劳作制度为教育性的，而非经济性的，主要宗旨为使学生体验手脑并用之实际意义，人格平等之真谛……。”在台湾，东海是46年如一日维持劳作与工读制度的惟一一所大学。为了养成服务社区的精神，还成立了“东海工作营”，由学生自由参加，组团到邻近社区作劳动服务。把关怀社会服务人群的观念在具体行动中去实践与体会，而非空谈。东海也是台湾第一个设立“社会工作系”(Social Work)的大学。
当年东海在设计“通才教育”之初，曾特地聘请对通才教育素有研究的朱有光博士(Skidmore大学教育学系系主任)来校指导、制定方针及规划课程，并曾举办为期一年的社会科学实验班。这个实验班由历史系、政治系、社会系、经济系的四位教授及一位国际关系教授共同主持，以使学生对于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与研究，并且包括学生到附近的新庄做田野调查，像美国大学高年级或研究所的seminar课程一样注重学生自主的研究与学习。
东海是依据创校的信念及针对国情而设的，采取专门教育和通才教育并行互系的制度。专门教育使学生能深入地作纯学术的研究工作，或将来在社会上能用其所学做建设工作。通才教育则以使学生对自然界、社会以及人生，能作综合性的了解，以促成其对整个文化的基本认识，及其全面人格的发展，这种教育是人人所应共同具备的。专门与通才，互相补益，合并而成为大学教育的整体。
通才教育是以中外古今文化的基本观念为基础而可以促进中国文化之发展者为中心。按照教材的性质和互相间的关系，综合成为几门通才教育的学科，分于4年内读毕。在教学方法上，采用新方法以启发学生的观察、鉴别、思考、发表及运用观念的能力，使他们在治学方面，能得到探讨学问的方法。这种教育，就作为一个公民而言，可使他们对社会和时代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就做人方面而言，他们经过这样的薰陶和修养，对于人生的意义和真理的价值，也可做一适当的评价和选择，并且能确立信念，身体力行。
根据这个教育原则，通才教育部分在文学院约占全部课程50%，在理学院约占35%，在化学工程系约占30%。通才教育科目，除教育行政当局定的三民主义、体育、军训为共同必修外，其余科目可分为6类：
(1)语文训练：国文与英文(必修两学年)。主要目标在训练阅读与表达的能力。英文兼重发音与会话。国文教材包括文艺、哲学等名著的选读，特别注重中国文化基本观念的研究。中国文学系则加强历代文选及各体文习作的教学，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
(2)自然科学：主要目标在研习物质科学与生物科学之基本原理，以了解自然界之现象，并训练科学的思考研究态度。文学院学生须于一年级时修“自然科学”一学年，并在其他年级时，就“普通心理学”、“理则学”及“数学导论”，任选一种，修习一学期。理学院学生，须就“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及“普通生物学”中选修两种，均为学年课程。
(3)历史：中国史及西洋文化史的教材范围，均注重文化的基本观念和文化的演变。
(4)社会科学：主要目标在了解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重要问题。教材以选题为中心，教学方法以综合讨论为主，并随时运用国外资料，以作比较。
(5)人文学科：主要目标在研究人生的理想与意义，及人类精神的表现与创造。内容包括中外古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关于中国方面的哲学、宗教、文艺等名著选读，大部分已于一、二年级国文学科中讲授，此课仅与西洋著作作一比较。
(6)综合讨论：此科设置于四学年中最后一学期，各系自行拟订讨论计划，由学生罄其所学所习，彼此交换意见，以求综合贯通。
以上课程设计于1957年3月经当局批准。东海独特的通才教育方式，至此确定并付之实行。
10年之后，美国联董会在1964年2月22日至3月6日之间，在东海作“绩效评估”访视。在两个星期之间做了广泛的调查，包括校内师生、校友及校外社会人士。尤其对“通才教育”与“劳作制度”的成效特别注意，因为这两项是东海的特色。东海除了采取小班制之外，就是以高于国立大学教授两、三倍的待遇聘请很多一流教授来东海专职(东海教师一律住校，不准校外兼课)；师生全部住校以利师生课外互动。整个大学的经费70%由联董会负责，另外30%来自学生的学费及社会人士的捐款。1955年第一次招生，从5800名报名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中录取了200名。不少来自台湾最好的高中毕业生，放弃台大而选东海。草创时代的东海主要以精致的小型大学为号召。短短数年之后，东海在学术的排名上，仅次于两个老牌大学(文理科落后于国立台湾大学，工科落后于成功大学)。美国联董会对东海的要求是“东海绝对不做第二流大学”。调查之后，联董会肯定了10年来东海在诸多困难中实践创校的理念已有难能可贵的成就(remarkable achievement)；许多原先的期许(original hopes)已实现；特别是表现在创新(creative quality)、勇于试验(experimentation)与探索新道路(explore newpaths)的精神；对于富有拓荒精神的“劳作制度”与“通才教育”，更喜见其受到校友的佳评与社会对东海毕业生在国内外表现的肯定。他们期待东海成为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大学。他们认为东海作为一个新大学必须扮演一个富有拓荒精神的学府。“通才教育”与“劳作制度”的成效将对整个亚洲地区有特别的提示作用与贡献，因为亚洲的大学一般都太注重训练专家(concentrated on trainingspecialists)，而忘了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要教育人(to educate men)。其立论的用意即在矫正教育偏重专业技术的迷失。
15年之后，联董会秘书、东海的主要创始人芳·卫廉博士再到东海作退休前的访问时，仍然不忘谆谆告诫东海的学生：
技能方面，基本的技能是必要的，但专门的技术则不必然，你们不可能预先去打点每件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需要学习专业技术，可以上商业或技术学院，而非上大学。重要的是在获取基本技能后，能运用这些基本技能，去提升你们所需的特殊技能。
比资讯、技能更重要的是敏锐的心智，如果你们的心智是薄弱无力的，一旦面临问题或信念的冲击时，岂不立即耗尽心力，弃械投降?这样的心智是否能直指问题或信念的重心所在?薄弱的心智绝对无法成就未来。
想拥有敏锐的心智，必须要有宽阔的识见，能够洞悉深广不同难易不一的问题，能洞悉潜能、能洞悉他人未能发觉之处。“没有远见，人类将趋于灭亡”这句真言，不管是在3000年前所罗门时代或在今日都适用。有识见才能超越此时此地，有开放心灵才能超越每一个当下，创造一个更美的世界。
除了资讯、技能、心智和识见外，最重要的是一份关怀。知过能改，勇于创新，并非只是图一己之利，而是冀望全人类有更美好的世界和生活，这才是你们善用所发现事物的目的和方向。(William Fenn著，林靖文译《求学之道》，《东海大学校刊》5卷3期，86/10/29)这就是芳·卫廉博士对东海学生的期盼；也是东海创校的通识教育实践的理想目标。他所强调的“关怀”(即资讯、技能、心智和识见以外的关怀)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而建立的价值观。
教育的品质以及成果本来不能完全用量化的标准来评定，但毕业生的成就至少也说明一些事实。以东海第三届180多位的毕业生为例，有一半以上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学界有两位大学校长、一位技术学院校长、两位院长、十几位大学教授；在企业界有十几位公司董事长与经贸专才；在美国有哈佛燕京学社执行长、花旗银行副总裁、还有许多图书馆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女性)。这里仅以东海第三届为例，其他早期的毕业生，还有更多有成就的校友分布国内外。
现任东海大学校长是第一届校友王亢沛博士；另外，两个在台湾近10年来新起的具有特色又颇受称许的私立大学——元智大学和朝阳大学，其创校的校长都是早期的东海校友。他们都把东海早期的教育理念带进新学校，办得有专家论坛声有色。东海则因为20年前美国联董会的淡出，当时台湾的经济尚未起飞，校友也还没有出头为学校捐款，所以当年小而精致的大学构想无法维持；在第二任校长吴德耀博士离开之后，新的校长由党政背景的人接手，经营的方式也朝向增办科系、增加学生、增广财源的路发展； 20年来，东海学生人数已经从1000人逐渐增加到14000人。有一段时间，“通才教育”也停摆，直到七、八年前教育行政当局开始推行“通识教育”，东海校长也先后由两位校友接掌，才又重新开始。现在又进入另一个阶段。“通识教育”在东海毕竟有其传统，所以实行起来比较容易得到师生的认同，但是关键还是在于校长的认同。现在实施的是在5个领域(人文、社会、自然、管理、生命科学)中，由学生任选3个领域8-12学分。相对而言，东海的“通识教育”还是比别的大学办得认真，其他许多大专院校还在起步中。这实在是未来台湾教育面临新挑战的重要课题。
人类的冲突不断，证明科学不一定是人类寻求和平幸福的答案。最后还是人文的问题出差错，才是关键所在。从这个事件得到启示，我觉得起码“世界宗教”应该列入通识的核心课程。我们看到超过半个世纪的“异地牢劫的战争”(War of Ideology)又回到“十字军东征”(crusade)时代。在知识经济全球化之外，恐怕人道关怀、服务人类的精神(即如芳·卫廉博士所提的“资讯、技能、心智和识见外，最重要的一份关怀”)及其价值观能全球化才是人类追求和谐安乐永远的依靠。我们应该了解到我们固然需要技术人员(technician)，但也许更需要现代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大学的教育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是最重要的国本，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大学通识教育全球化的来临，让我们的下一代都以拥有共同的信念做为起点，彼此增加沟通与了解，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永续做出贡献。